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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孟山:媒介技术变革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

来源:青年记者    2020-10-22   作者:任孟山 浏览量:54

近期,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的诸多改革不断出现,促使教育界和社会各界重新审视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本文就当前媒介技术变革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探讨。

8月3日,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涉及招生考试、培养管理、学位授予、导师评聘、质量监控、学科设置等事项的重大改革。会议经媒体报道,不仅被兄弟高校广泛关注,也被整个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原因,一方面,这是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之后高校的第一个研究生教育会议;另一方面,这是一次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党和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要求。

在学科门类上讲,中国传媒大学涵盖文、理、工、艺、管、法等门类,改革也是针对所有研究生的,但是,由于被社会广泛认知的是“传媒”二字,很多人都会将其与新闻传播学联系起来。加之最近有关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诸多信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年起停止本科招生,南京大学2021级不再招收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全日制仅招收推免生源、统考阶段仅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生源,等等,促使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和再思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全程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以下我先择其要论述一二,再谈谈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改革的逻辑与实施的路径

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讲,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逻辑起点在于研究生入校之后如何培养。一般而言,研究生培养主要包括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是,完成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并不能保证能够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更不能保证高质量的学位论文撰写和答辩。借鉴中西高校的重要经验,中国传媒大学首次建立基本文献阅读制度,并且在数量上加以规定,要求博士研究生基本文献阅读量不少于150种,其中著作不少于50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文献阅读量不少于80种,其中著作不少于30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文献阅读量不少于60种,其中著作不少于20种。从目前已经制订汇总出来的基本文献目录来讲,部分专业的数量高于学校要求,而且,著作类书目远超最低数量要求。

此项改革的理念是夯实研究生的培养起点。建立基本文献阅读制度,并不是说原来对研究生没有阅读基本文献的要求,而是以前主要依赖学院级别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或者导师的规定,缺乏学校层面的整体要求与设计。在本次制度设计中,基本文献包括基础文献和专业文献,基础文献是指至少在一级学科层面上的文献,例如,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包括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传媒经济学、编辑出版学等目录内二级学科和增列二级学科,还有些交叉学科,所有这些二级学科的博士研究生都需要阅读基础文献,是共同的文献要求;专业文献则是二级学科的文献要求。

其逻辑在于,不管一级学科下面有多少个二级学科,都应该在学科归属上有学科意识,知道二级学科的来源。向上亦是同样的道理,即一级学科应该知晓和体现门类归属,比如,新闻传播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同属文学门类。事实上,我国部分高校的新闻学院或者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从文学院或中文系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文献目录涉及更广泛的内容自然是顺理成章。

不仅如此,基于学校的学科分布和传播技术加速推进的双重背景,我们在制订基础文献目录时,事实上是跨门类的,即人文社科的博士生基础文献目录中应该有技术类和技术哲学类的反思性文献,理工科的博士生基础文献目录中应该有人文社科的经典文献。举例而言,《乡土中国》这样的文献几乎可以开列在所有学科或门类之中,同理,《技术与文明》亦是如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该是一体性的,不能偏废或人为分离。所谓学科交叉或学科融合,在最基本的文献设置上,就应该有所体现。如果从本文论述的主题来讲,基础文献的内容设置,考虑到了技术变革的社会背景,也考虑到了技术加速时的人文与社会关怀。

这看上去很美:建立基本文献阅读制度,厚植研究生培养基础,为其后续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储备基本的学术文献积累。但是,从培养管理的角度上讲,如果缺乏制度性的检测机制,这样的规定就会有一纸空文的风险。因此,中国传媒大学对博士研究生设置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环节,对硕士研究生设置了“硕士生基本文献考试”,由全校统一组织,培养单位具体实施。考试不通过不能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在其有效修业年限内,每人三次考试机会,三次均不能通过者,终止培养或实施分流。也就是说,这既是对基本文献阅读的检验环节,也是对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前置环节。

对于博士培养而言,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流程之经验:博士培养分为三个阶段,“博士”被录取后只是Ph.D Student(博士生);通过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进入学位论文阶段,被称为Ph.D Candidate(博士候选人);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培养过程结束,被学校授予博士学位,才是去掉了所有后缀,成为真的Ph.D(博士)。这一点,大家从西方国家在读博士生的名片中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其所在培养阶段。这是博士培养过程的正常逻辑和节奏,即根据培养阶段的学识和学术水平来确定其身份,而不是一进学校就是“博士”。

学硕生的理论与专硕生的专业

学术硕士研究生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区分,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有我们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的特殊性。有些国家的硕士生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及英国一年制的课程硕士。我们目前的机制中,可以大概理解为学硕生偏理论教育,专硕生偏专业教育。学硕生的毕业要求跟博士生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即具有理论含量的学位论文,是同一把尺子衡量,只是长度和高度不同,教育主管部门都有抽检要求;专硕生毕业的形式要求则更为丰富,包括新闻作品、设计作品、案例、展演等符合本专业领域的形式,毕业标准更为多元化。

学硕生和专硕生在培养方向和就业导向上的差别,学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的区分,意味着培养方式和招生方式也不会一样。以培养过程中的导师为例,学硕生的导师一般都是1位,专硕生在不少学校是“双导师制”,是1+1,即1个校内导师、1个业界导师;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次改革中,则实行了“专硕导师组”,是1+1+1的方式,即1个专硕导师、1个学硕导师、1个业界导师,专硕导师是导师组负责人。而且,专门设置了专硕导师的评审办法,不管是导师资格评审的条件,还是导师聘任的条件,更注重其业界经验和实践业务能力。在招生方式上,学硕生都是全日制,没有非全日制;专硕生则两者兼具。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统考阶段仅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生源和南京大学不再招收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都是专硕生招生方面的改革,其逻辑是一致的,加强专硕生的专业实践性,更为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专硕生的毕业形式一定是、也必须要多元化,才能充分展示其实践导向。这一点,中国传媒大学的改革也是如此,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专硕生培养中,可以更多地结合本领域的特点加以确定基本文献,以及基本文献考试的方式和内容。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这次改革中,整体上而言,从培养环节到学位环节,对学硕生和专硕生都做了区别,改革定位是“分类培养”。两者均是从最后毕业的形式和标准来倒推培养管理机制和学位工作机制改革。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学硕生更注重以历史、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课程设置,专硕生更注重以提高实践课程比例、加强案例教学为核心的课程设置。前者更注重学术训练,后者更注重实践导向,当然,这不意味着学硕生课程中完全没有实践成分,也不意味着专硕生课程中完全没有理论成分,两者有交叉所在,只是侧重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技术加速变革的媒介生态中,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学生加入到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习,这是新闻传播的社会泛化的结果,也是推动整个社会更懂新闻与传播、提高媒介素养的良好路径之一。

事实上,技术变革在每个时代都从未缺席,如果在适用媒体的意义上来看技术演进,从印刷术到电报,从无线传输到直播卫星,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媒体业的发展及其速度。在新闻传播教育成建制存在于大学校园之后,传播技术的变革自然也会影响到其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教师队伍等方面。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造成了媒体形式的加速度变化,媒体生态也随之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反映到大学校园中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新闻传播教育时,其实主要指的是本科层次教育,这是更为基础性的教育,关涉面更广泛,即使在最直观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规模对比上,也可见一斑。本科教育是中国传媒大学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改革内容。

新闻传播教育的博雅、知识与技能

严格意义上说,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应该分开来讲,鉴于高校的实际教育情况和就业出路的高概率同一性,也为论述方便,在这里不做区分,一并而论。况且,从本质而言,不管是新闻学教育还是传播学教育,都不比其他学科的教育更特殊,其涵盖内容应该分为博雅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三个部分。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在当下的社会有很多名称,比如素质教育、通识教育、通才教育等,不过,这些名称所指的内涵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博雅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品格健全、品德高尚、洞悉事理、具有公民参与精神的“全人”(Whole Man)。博雅教育是启迪心智、点亮心灯的智慧教育,激发一个人的生命活力,鼓励一个人作为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通过训练让一个人具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清晰的表达能力。有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之学”,其实是作为个体终身受益的内容。现代社会的博雅教育,是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结合,自古希腊传承而来的文法、修辞和逻辑内容包含其中,也有哲学、历史以及当下社会的议题。但是,不管内容变动几何,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要培养的是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关注,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别能力,对事实真相的追逐精神和分析能力。

知识教育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专业教育,即:新闻传播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媒体人作为专门收集、辨识、编辑、传播信息的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业精神?遵循什么样的职业伦理?新闻人在资本和权力的单个或双重场域中,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新闻传播具有哪些理论?这些理论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性?新闻传播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些构成新闻传播的知识教育内容,需要超越专门知识的是,新闻传播作为培养关注公共事务的媒体人的基本专业,它需要提供政治学和社会学这类理解权力运行和社会运转的基础性知识。这些知识不是新闻传播类知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比新闻传播类知识更重要。

技能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不应该是主流,至少不应该是那些有着高社会声誉的大学的主流。如何使用摄像机?如何制作短视频?如何编辑视频?如何让声音更好听?如何让公众号有更多粉丝?……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内容需要但绝不应该是主要内容,不然跟技术学校没什么区别。培养社会和公司需求的“熟练工”,不应该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方向,更不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向。

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向是让学生有学习能力和自我更新的再学习能力,是培养其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博雅教育和知识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具有在技术变迁中的迅速适应能力,这种适应既包括使用,也包括掌握。技能教育形成的“上手快”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如果“后劲不足”就会存在被淘汰的高风险。在智能传播、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融合新闻等各种新名词震天响的当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应该保持定力,不能迷失在技能教育之中。我们不是无视技术变革带来的新闻传播业的结构性变革,而是要知道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性目标是培养那些有辨识能力、有分析能力、有人文情怀、有社会关怀、有公共服务精神的媒体人。

即使有些学生毕业后并没有进入媒体工作,并不妨碍新闻传播教育的方向。需要清楚的是,不是只有新闻传播教育才能培养出社会所期待的媒体人,也不是只有新闻传播教育才能培养出媒体所需要的新闻人;相反,不少媒体在招聘时,都很重视新闻传播专业以外的学生。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生,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更容易进入媒体。在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停招本科不需要大惊小怪,不是每个专业都需要本科教育,也不是每个学校都需要新闻传播的本科教育。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才会有百花齐放的精彩,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没有新闻传播学的本科。

如果从学科发展来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是传播学诞生的基本学科,是这些学科的名家到当时还没有被称之为“传播学”的领域,或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或钻研相关课题,逐步催生了这么一个学科的建立。换言之,传播学的教育并非无可替代,新闻学亦是如此。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从逻辑上讲,很多衍生性学科均是如此。须知道,学科作为社会权力和教育权力的建制结果,并不全是学术逻辑的结果,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传播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依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个逻辑上讲,当然也就不必惊诧于新闻传播专业毕业学生的去向五花八门,因为其学习内容和研究内容本身就五花八门。从服务于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绝对算得上是好事,毕业生不是局限在媒体一域,而是扩散在每个社会角落,成为提高信息辨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公共价值,能够在公共生活中持续地发挥作用。

结语:新闻传播的学界与业界

讨论新闻传播教育,除去在院墙内的高校改革与努力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新闻传播共同体的建设,是新闻传播的学界与业界的共同体。新闻传播共同体是包括学界与业界在内的专业共同体,不仅对新闻传播教育,也对新闻媒体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过,从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新闻传播的学界与业界需要有更多的交流、对话、认知、理解。以我在媒体工作的有限经验和在高校工作的有限认识来看,新闻传播的学界与业界在当下还是存在不少隔阂与隔膜。有些时候,业界不认为学界有什么高深的学问,甚至认为“无学”,学界不认为业界有什么高能的本事,甚至认为不过是“技巧”,两者缺少足够的沟通机制和基本的承认机制。

应该说,基于社会机制的基本安排,对新闻传播机构的体悟和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理解,在场与不在场具有不少差别。不过,还不至于说“不在场”就完全无法洞悉新闻传播机构的运行,也不至于说“在场”就无法认识新闻传播教育的内容。一方面,两者需要认识到各自的社会定位和职责所在,相互认可对方的功能与效用,理解学生在校教育与具体工作的差别;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常规性的相互承认机制,虽然这牵涉到的层面和范围更广,但也不是根本不可能之事。之所以谈及这个问题,是由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完善与完整,需要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参与,国外经验提示我们,以学界的游戏规则不能解决业界参与的动力机制,但可以通过不同的身份安排来让业界更深入地参与到新闻传播教育中来,共同为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学生做贡献,反之亦然。毕竟,理论性和实践性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兼具。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副院长)

(编辑:尚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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